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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丝=头脑简单?媒体与时代之争
    蓝丝=头脑简单?媒体与时代之争

    与上一代人撕裂,是每个同情政治行动的人都会有的类似经历。其中一项因素是:媒体决定人的政治属性,媒体渠道决定一个人对社会和政治的见解立场。当我认定电视机是古董,大台节目是垃圾,喜欢看YouTube历史频道和NatGeo节目并甚少扭开电视的时候,CCTVB每日正在绵密地控制着包括我父母在内大多数上一代人的思维。他们只想躺在最舒服的梳化上,吃花生喝啤酒,用最方便最现成,比开电脑还要简单的渠道来自娱,顺道关心一下社会,但不用过度思考和梳理事情的细节。所以他们就扭开电视机,从电视机被扭开一刻开始,他们的心智就这样被电视机控制了。


    大台效应:记忆消失,娱乐至死

    媒体渠道决定了世代属性。简单讲一个例子,这一代人读历史知道有革命有内战,知道为了维权就可能要付上生命代价,而且历史就像尼采说的会不断重覆,不可能乞求从上两三代人的饑荒、压迫和斗争中免疫;但上一代从常识中认定幸福源自维持现状和生活,而制度一向旨于维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不为生活考虑而挑战制度,当然既荒谬又暴力。只是这一代人比较难向他们展示:一向维持他们及其下一代人生活的制度其实也正在败坏自己,而历史到底是人生参考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上一代人或许还未搞清楚。当电视台历史频道所说的内战和冲突要降临在他们周围,他们还是对现实的残酷感到惊惶,这幺说,不单是形容那些因为目睹警察暴虐行而感到惊讶的蓝丝长辈,就是用来形容因为担心子女而支持他们抗议的家长,也很贴切。

    作为香港出生的七十后,我知道祖父辈的人经历过饑荒、战争和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这些历史大事都被我们的父母辈奉为民族悲惨离散的过去,每逢电视播放谈及国家近百年历史的纪录片,就是一个神圣的时刻,然后他们会藉中国近现代史纪录片加强自己对国家的认同,毕竟这个红色政权是从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效忠它就好像尊重这片大地上受苦受难的祖先百姓;把政权等同祖国才能赋予自己一份民族尊严感,在英殖的腐败统治下找回自己的归属感,让我们当下平庸的时光与过去多灾多难的神圣时光接通起来,从而找到了根。

    但从我们七十后的成长经历起,对社会变迁在个人身上造成的冲击从来就不很留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由社会繁荣而伴生的各种玩意才是我们认同的核心,因此我们对日本漫画角色和动漫机械人会更留心,例如高达或者鹹蛋超人之类。我还记得一家人最齐心的那几月,在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下,全社会正密切关注着北京在那年春夏之交发生的事情。当时,在同学间,也有人模仿某位北京高官谴责民众时用的口脗:这起事件是一小撮人搞的暴乱,然而当时大家都政治冷感,或者应该说,非政治化,所以大家用上「一小撮人」这个广东话不常见的词语时,都只是当说笑而已。那时候,两大电视媒体不单带领全香港人团结起来,也带给七十后和他们的长辈许多娱乐。在那时候,对于两代人来说,娱乐和社会关注都是无分桎梏的﹕一家人在电影院看着周星驰影射中共政权的笑话,开怀大笑,即使现在仍有不少人记得。

    目前,我们这些七十后或者八十后,彷彿突然察觉到这种社会气氛正逐步被官方媒体或官方发言肆意破坏了,而始作俑者则是上一代人!对于那些殖民地的发黄记忆,九十后可是缺乏的,他们只能透过历史阅读和想像去重构。这时候,当部份九十后、八十后和九十后渐渐发现主流媒体原来是在党国资本影响下的洗脑机器,正灌输着「打倒昨日之我」的观点与立场,就会觉得困惑,在知情后变得愤怒。

    美国媒体理论家尼尔.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而死》前言中,一开头就扣準当时美国人应该怎样看待欧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问题:1984年过了,美国人似乎可以拍拍胸口说,还好,欧威尔的预言没有兑现。可是波兹曼也说,可是美国人忽略了另一部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警号,波兹曼认为《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看到的问题和欧威尔的不同:欧威尔认为我们会面对来自外面的、如Big Brother一般的压迫,赫胥黎的小说却指出人们甘心受压迫,崇拜那些让他们无能力思考的尖锐科技。



    蓝丝睇嘢不经大脑?事实没那幺简单……


    当然,在蓝丝长辈身上,如果我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思考,那是有待商榷的。很多蓝丝长辈的确深切思考过这场运动,一如年轻一代人也透过各种独立的媒体深切思考这场运动一样﹔但他们的差别不只在结论方面,也在思考所启导的各种行动中。有趣的是,长辈和年轻一代都各自被各自的媒体塑造了思想和行动,无法中立、客观地看待事件,更无法持平地判断对方的行为。而且,双方都对媒体所负载的资讯进行了深思,对比自己和对方的立场。这又是怎样形成的?

    有人说,蓝丝应该参与游行,让自己有机会目睹警察使用暴力的场面,然后就会同意,或起码同情黄丝的观点。这忽略了蓝丝的原意﹕因为蓝丝的观点是以社会稳定、生活秩序为基调的:黄丝的观点是以街头行动权利为基调的。两者在视域上的差异,就好比小店东主和流动小贩看待食环署行动的差异,既源于视角的出发点,亦源于各自活动的空间。此外,生活经验和生活旨趣也有影响﹕比如上一代人喜欢在酒楼前排队轮筹,等到位坐下,一家人喝茶吃点心﹔但新一代似乎更喜欢三两人坐在咖啡馆喝咖啡看书。

    那些让我们得出某种结论的思考,其实并非纯然是媒体的结果,也同样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很喜欢讲的)阶级、财产、生活习惯,以及某种精神状态。这并非要小觑媒体的作用,只是在你选择透过甚幺媒体了解一件事的时候,你既受着对该媒体上瘾的作用影响,亦同时反映你的价值观或志趣。此外,使用媒体的形式也决定了他们对事情的理解,年轻一代人擅于运用社交媒体,他们运用的模式往往是互通社会消息,彼此判定真伪。其实上一代人也喜欢运用社交媒体,不单他们喜欢互相传递我们所谓的「长辈图」,或者发送一些专家对大趋势作出的评论,而这些「专家」通常都有国家背景的。

    对行动者而言,他们传送的消息往往是即时的、在运动中有切身利害的讯息,而他们眼中的长辈,则大抵安坐食肆或家中,看着手机传来关于这场运动的揭秘消息;而根据黄丝,这些消息,当然也是中国大陆国安局的人讹传出来混淆视听的。反过来说,长辈对年轻抗争者发布的讯息,也大可视为美国中情局在背后发动的媒体战环节。在全球化的趋势底下,每一个地区都有地区强权之间或超级强权之间的每种对垒,所以这样的指责无法否定也很难证实,关键的是两大强权介入的程度有多大,而这也是无法準确界定的。


    你要你旧秩序,我有我新憧憬

    最能加固上一代人信念的媒体依然是电视,而且我们知道目前最主导的大台,早已在意识型态上染红,而在竞争对手亚洲电视「死亡」以后,它也渐渐步入衰老期。即使它的主打电视剧仍有大量观众,但对社会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但大台的衰老并非如阿当‧斯密说的,是垄断的恶果,而无宁是电视这种媒体形式的衰落。在讯息甚至娱乐全球化的趋势下,受众有其他大量娱乐媒体形式的选择,而各种各样的娱乐新闻渠道,也能够将大台明星的负面形象无限放大,目前大台惟一最受欢迎的电视剧,竟是能让大量二、三线演员发挥的《爱‧回家》系列,证明即使老一辈人,也不再接受80年代流行的那种「大卡士」(Big Cast)思维。

    但即使如此,亦只有大台能够继续凝聚他们对旧秩序的美好憧憬,让他们看到那种旧秩序仍然值得捍卫,这背后潜藏着深深的恐惧﹕他们当中有些人并非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可怕,只是仍希冀能故技重施,用九十年代的方式和中国大陆的人打交道,或者寄望一种「理想的未来」:那就是不管那个执政党怎样,都希望在历劫苍生过后,仍能够重新回到延绵数千年的历史共同体怀抱里,他们的「未来」就是希望能推倒从八十年代起的三十年当下,重回过去大一统局面下,作为一个技术上先进但仍能连繫整个中华纽带的子民,即使这纽带的执牛耳者是中共。

    谈到未来时,蒙田这样写道:「担忧、欲望和希望把我们推向将来,使我们感受不到或不予重视现实的事。」意大利思想家贝拉迪(Franco Berardi)在着作《英雄》里,则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明我们的过去或对过去的记忆,往往由对未来的想像形塑的。然而对于人类追求未来而作出的行为,蒙田还是持批判态度的,尤其古往今来的君王安排令自己在身后发挥影响(如英国长胜君主爱德华一世在临终时嘱咐儿子爱德华二世带上自己的骸骨征战爱尔兰)。对未来最不抱幻想的也许就是哲学家,当苏格拉底选择了喝鸩酒的死刑时,克里同问他应该怎样安葬他,苏格拉底说﹕「随你的便。」事实上,不管对蓝丝抑或黄丝来说,撕裂固然是由他们两者造成的,未来却是无法预知、形塑的事物,即使我们以己意想像它,然后借历史之名,藉行动追求某种理想的、或许过去曾经存在的社会形态。



    (* 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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